從軍行

　　明余慶的《從軍行》雖然不比盧思道和楊素的軍旅詩差，但他的名氣、官位等可是比前兩位差得太遠了。《隋書》只是在他父親的傳后提到有關余慶的這么兩句話：“子余慶官至司門郎。越王侗稱制，為國子祭酒。”此處提到的那位越王楊侗原本是隋末戰(zhàn)亂時的東都留守官，聽說隋帝楊廣被勒死，便在自己控制下的洛陽稱起了皇帝，還自改國號為“皇泰”，結果還不滿一年，便被那位樂爭好斗、“殘忍褊隘”的大軍閥王世充幽禁后廢而代之。明余慶呢，就是為這么個倒霉短命的“皇帝”陛下當“國子祭酒”，其出路和運程可想而知。

　　《從軍行》全詩只八句，原文為：會取河南地，持作朔方城。其白話大意是：邊境地區(qū)的敵情警報頻傳而震驚，朝廷則撥發(fā)大軍縱橫于邊塞。擺出精巧萬變且可風卷邊敵的常山陣法，扎定號角威鳴、軍紀嚴明的細柳營盤。不畏嚴寒的士兵手中劍上的霜花凝而不落，通宵巡邏的哨衛(wèi)伴著弦月直到天明。一定會象當年漢武帝收復河南地般驅除入侵者，在那收復之地也建一座朔方城般的勝利之城。這首詩除了用典處需略加拆析外，詞句并非冷僻詰屈。首句的“三邊”系稱漢時設立的邊地三州“幽、并、涼”州，“幽州”大抵為現(xiàn)今的河北北部及遼寧等地；“并州”相當今日的河北保定、山西的太原及大同一帶；涼州則為現(xiàn)在甘肅、寧夏及青海皇水流域的諸地區(qū)。古代典籍常將“幽并”連用，此時指稱的地域相當現(xiàn)今的河北、山西北部以及內蒙古、遼寧的一部分地區(qū)。詩畢竟不是地理學，多為意指而極少確指，此詩中的“三邊”之謂也就并非要象這里的注明那般確切，無非是指稱邊境地區(qū)而已。

　　“從軍行”是個樂府詩題，以前介紹盧思道的“從軍行”時就提起過。據(jù)《樂府題解》的說法，“‘從軍行’皆軍旅苦辛之辭”，所以明詩與盧詩的共同點都在于述說了軍旅之苦辛。他們的不同之處是在寫法和著意上，盧詩求細，多至七言28句，不但寫戰(zhàn)事細膩，寫家人對征人的思念也細膩，最后著意于漢夷間的民族和好，表明對戰(zhàn)爭的厭惡及對和平的向往；明詩求簡，僅僅五言八句，一二兩句寫邊關報警、漢師出征，三至六句概述戰(zhàn)事的勝利和邊地戰(zhàn)場的寒苦，最后兩句寄托著勝利后對敵方的處置方式的設想----象漢代那樣建立專門的城堡、屬地和戶籍民事組織，把對方有效的控制管理起來。

　　雖說明余慶史傳無名，卻是名家之后。其父明克讓算得上梁、周、隋三朝名士。明克讓字弘道，山東平原人。《隋書.卷五十八》中居列傳之首，里面記述說：“克讓少儒雅，善談論，博涉書史，所覽將萬卷”。而且早熟有為，14歲既就任參軍，是一位少年參謀。早年是在南朝的梁廷為士，梁滅后在北朝的北周為官。隋文帝登基后，又被隋征召為官，且以侯爵加封。因其為官為文的名望具很高，隋前太子楊勇曾以師相尊，深為隋廷看重。隋文帝時的禮樂典故多由他參與修訂編撰。隋文帝開皇14年(公元594年)明克讓去世，享年70歲。或許是父輩的熏陶與影響吧，明余慶在隋末文壇上也算是小有名氣，這里選錄的詩便是其中的左證。

　　隋朝歷時短，文人名流自然也少，而且其中多數(shù)是自北朝和南朝入隋的，前者如盧思道、楊素、薛道衡，后者如虞世基、虞世南等。有趣的是千古荒淫負惡名的隋煬帝楊廣卻也頗好文學、頗有天分、頗富詩才，盡管他的大多數(shù)詩都是反映其荒淫娛樂的消極之作，但也有個別的景物描寫詩語言、意境都很不錯，如其中的《野望》：“寒鴉千萬點，流水繞孤村。斜陽欲落去，一望黯銷魂。”看不出是出于帝王之筆，也看不出是出于荒淫者之筆。所以，歷史上的大惡者也偶有天賦善意的自然流露，這大概就是三字經上所述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；性相近，習相遠。茍不教，性乃遷”的印證吧！也有的惡痞終生不為善、不言善，但命臨終結時的所言所情卻往往應驗了“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”的銘言。又有些扯遠了。轉回來說，這里提到本無盛名的明余慶，實在是因為他的這首《從軍行》的軍旅詩寫得不錯的緣故，并非是沖著他的歷史名望的。詩以作結為：隋詩詠戰(zhàn)慕昔時，指故言今意可知。略地傷民人盡恨，邀功討賞眾皆嗤。平安有定唯發(fā)展，寇盜無生乃孝慈。古鑒雖塵能預警，團圓奮進最相思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