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夜無塵。月色如銀。酒斟時、須滿十分。浮名浮利，虛苦勞神。嘆隙中駒，石中火，夢中身。
雖抱文章，開口誰親。且陶陶、樂盡天真。幾時歸去，作個閑人。對一張琴，一壺酒，一溪云。
作者首先描述了抒情環境：夜氣清新，塵滓皆無，月光皎潔如銀。此種夜的恬美，只有月明人靜之后才能感到，與日間塵世的喧囂判若兩個世界。把酒對月常是詩人的一種雅興：美酒盈樽，獨自一人，仰望長空，遐想無窮。唐代詩人李白月下獨斟時浮想翩翩，抒寫了狂放的浪漫主義激情。蘇軾正為政治紛爭所困擾，心情苦悶，因而他這時沒有“把酒問青天”也沒有“起舞弄清影”，而是嚴肅地思索人生的意義。月夜的空闊神秘，闃寂無人，正好冷靜地來思索人生，以求解脫。蘇軾以博學雄辯著稱，在詩詞里經常發表議論。此詞在描述了抒情環境之后便進入玄學思辯了。作者曾在作品中多次表達過“人生如夢”的主題思想，但在這首詞里卻表達得更明白、更集中。他想說明：人們追求名利是徒然勞神費力的，萬物在宇宙中都是短暫的，人的一生只不過是“隙中駒、石中火、夢中身”一樣地須臾即逝。作者為說明人生的虛無，從古代典籍里找出了三個習用的比喻。《莊子·知北游》云：“人生天地之間，若白駒之過隙，忽然而已。”古人將日影喻為白駒，意為人生短暫得像日影移過墻壁縫隙一樣。《文選》潘岳《河陽縣作》李善《注》引古樂府詩“鑿石見火能幾時”和白居易《對酒》的“石火光中寄此身”，亦謂人生如燧石之火。《莊子·齊物論》言人“方其夢也，不知其夢也，夢之中又占其夢焉，覺而后知其夢也；且有大覺而后知此其大夢也，而愚者自以為覺”。唐人李群玉《自遣》之“浮生暫寄夢中身”即表述莊子之意。蘇軾才華橫溢，在這首詞上片結句里令人驚佩地集中使用三個表示人生虛無的詞語，構成博喻，而且都有出處。將古人關于人生虛無之語密集一處，說明作者對這一問題是經過長期認真思索過的。上片的議論雖然不可能具體展開，卻概括集中，已達到很深的程度。下片開頭，以感嘆的語氣補足關于人生虛無的認識。
下片開頭，以感嘆的語氣補足關于人生虛無的認識。“雖抱文章，開口誰親”是古代士人“宏才乏近用”，不被知遇的感慨。蘇軾在元祐時雖受朝廷恩遇，而實際上卻無所作為，“團團如磨牛，步步踏陳跡”，加以群小攻擊，故有是感。他在心情苦悶之時，尋求著自我解脫的方法。善于從困擾、紛爭、痛苦中自我解脫，豪放達觀，這正是蘇軾人生態度的特點。他解脫的辦法是追求現實享樂，待有機會則乞身退隱。“且陶陶、樂盡天真”是其現實享樂的方式。只有經常在“陶陶”之中才似乎恢復與獲得了人的本性，忘掉了人生的種種煩惱。但最好的解脫方法膜過于遠離官場，歸隱田園。看來蘇軾還不打算立即退隱，“幾時歸去”很難逆料，而田園生活卻令人十分向往。彈琴，飲酒、賞玩山水，吟風弄月，閑情逸致，這是我國文人理想的一種消極的生活方式。他們恬淡寡欲，并無奢望，只需要大自然賞賜一點便能滿足，“一張琴、一壺酒、一溪云”就足夠了。這非常清高而富有詩意。
蘇軾是一位思想復雜和個性鮮明的作家。他在作品中既表現建功立業的積極思想，也經常流露人生虛無的消極思想。如果僅從某一作品來評價這位作家，都可能會是片面的。這首《行香子》的確表現了蘇軾思想消極的方面，但也深刻地反映了他在政治生活中的苦悶情緒，因其建功立業的宏偉抱負在封建社會是難以實現的。蘇軾從青年時代進入仕途之日起就有退隱的愿望。其實他并不厭棄人生，他的退隱是有條件的，須得像古代范蠡、張良、謝安等杰出人物那樣，實現了政治抱負之后功成身退。因而“幾時歸去，作個閑人”，這就要根據政治條件而定了。事實上，他在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并未功成名遂，也就沒有實現退隱的愿望，臨到晚年竟還被遠謫海南。
全詞在抒情中插入議論。人生很短暫，能做得不多，回首一看，一切都是虛無，就像偶爾掠過墻縫的陽光、又像燧石取火閃過的火花，或者是黃粱一夢中一段不切實際的經歷，都是稍縱即逝、無法真正擁有的。與其浪費生命去追求名利浮云，不如放下一切做個閑人，對一張琴、倒一壺酒、聽溪水潺潺、看白云飄飄，享受當下的美好自在。這是作者從生活中悟出人生認識，很有哲理意義，讀者讀后不致感到其說得枯燥。此詞是東坡詞中風格曠達的作品。
行香子詞音節流美，堪稱詞林中之佳調。上下片領格字用去聲，領下三言三句。下片第一、二句，一般和上片平仄相同并押韻，然亦有并以仄收不押韻。東坡此詞可為定格之典范。在韻律上此詞雖不如《行香子·過七里瀨》優美，但也很不錯，尤其是“隙中駒，石中火，夢中身”，“一張琴，一壺酒，一溪云”兩段排比，很有韻律美。
人生苦短，懷才不遇，建功無望，入仕之時亦生退隱之心，這是古代文人普遍的矛盾。于是有花間的沉淪，有避世的歸隱，而蘇軾是豪放達觀之人，“且陶陶、樂盡天真”，似乎忘掉了人生的煩惱。此詞雖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作者的苦悶、消極情緒，但“且陶陶、樂盡天真”的主題，基調卻是開朗明快的。而詞中語言的暢達、音韻的和諧，正好與這一基調一致，形式與內容完美地融合起來。據宋人洪邁《容齋四筆》所記，南宋紹興初年就有人略改動蘇軾此詞，以諷刺朝廷削減給官員的額外賞賜名目，致使當局停止討論施行。可見它在宋代文人中甚為流傳，能引起一些不滿現實的士大夫的情感共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