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。有業之，其色若自得者。聽其言，約而盡。問之，王其姓。承福其名。世為京兆長安農夫。天寶之亂，發人為兵。持弓矢十叁年，有官勛，棄之來歸。喪其土田，手衣食，馀叁十年。舍于市之主人，而歸其屋食之當焉。視時屋食之貴賤，而上下其圬之以償之；有馀，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。
又曰：“粟，稼而生者也；若布與帛。必蠶績而后成者也；其他所以養生之具，皆待人力而后完也；吾皆賴之。然人不可遍為，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。故君者，理我所以生者也；而百官者，承君之化者也。任有大小，惟其所能，若器皿焉。食焉而怠其事，必有天殃，故吾不敢一日舍鏝以嬉。夫鏝易能，可力焉，又誠有功；取其直雖勞無愧，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；心難強而有智也。用力者使于人，用心者使人，亦其宜也。吾特擇其易為無傀者取焉。
“嘻！吾操鏝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。有一至者焉，又往過之，則為墟矣；有再至、叁至者焉，而往過之，則為墟矣。問之其鄰，或曰：“噫！刑戮也。”或曰：“身既死，而其子孫不能有也。”或曰：“死而歸之官也。”吾以是觀之，非所謂食焉怠其事，而得天殃者邪？非強心以智而不足，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？非多行可愧，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？將富貴難守，薄寶而厚饗之者邪？抑豐悴有時，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？吾之心憫焉，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。樂富貴而悲貧賤，我豈異于人哉？”
又曰：“功大者，其所以自奉也博。妻與子，皆養于我者也；吾能薄而功小，不有之可也。又吾所謂勞力者，若立吾家而力不足，則心又勞也。”一身而二任焉，雖圣者石可為也。
愈始聞而惑之，又從而思之，蓋所謂“獨善其身”者也。然吾有譏焉；謂其自為也過多，其為人也過少。其學楊朱之道者邪？楊之道，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。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，不肯一動其心以蓄其妻子，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？雖然，其賢于世者之患不得之，而患失之者，以濟其生之欲，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，其亦遠矣！又其言，有可以警余者，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。
文章通過一個有官司勛卻棄官司業圬、自食其力的泥瓦匠王承福的口述，提出在封建制度下“各致其能以相生”的主張，和對“獨善其身”這種處世態度的評斷。本文反映了韓愈的社會主張和人生哲學。他維護封建制度主張“用力者使于人，用心者使人”，這是不足取的。但能人“各致其能以相生”的認識出發，肯定真正無愧的是憑雙手勞動自食其力的人，以對照“多行可愧”、“食焉而怠其事”的剝削者，鞭撻不合理的社會現象，是難能可貴的。
文表面上是傳記體，實際上是借傳記展開議論的雜文。王承福這個體力勞動者的形象，是作者根據士大夫“獨善其身”的人生哲學塑造的。前段略述王承福身世；后段略就王承福言論加以評斷；中間大部分是借人物的口替自己說話。論說有理有據，波瀾起伏。最后以自鑒作結，實際上是規勸世人，意極含蓄。
在士大夫韓愈眼里，抹墻是種低賤而勞苦的手藝。卻有人自得其樂，且談吐不凡。問之，姓王名承福，世代為農。安史之亂從軍一十三年，有官勛，卻棄而歸農。土地已失，抹墻為生三十年。租住市中，以抹墻所得交付房租食費。根據每年食宿貴賤調整工價。若有剩余，盡予路旁殘廢、饑餓之人。曰，任有大小，惟其所能。曰，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。又曰，妻與子，皆養于我者也；吾能薄而功小，不有之可也。韓愈視其賢者，所謂“獨善其身”也，又說他過多考慮自己，不肯為他人著想，責他認為家庭太過費心而不肯供養妻子兒女。愚不以為然。此人“有余，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”，豈謂之“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”？而“妻與子”，人皆欲之。此人自知能薄，不足養而“不有”，恰是為人著想。嫁入他門得飽，隨我則餓。生于他家則富足，生為我子則窮苦。如此，不若“不有”。韓愈遇之而警，愚讀之亦省。愚力不及圬者，智或有過之。當習而能，學圬者“不敢一日舍鏝以嬉”，學圬者“勞無愧，吾心安焉”，學圬者“有余，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”。吾能幾何？吾當何任？吾家能養否？吾當鑒之，記之，不可忘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