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道不言，而品物亨、歲功成者，何謂也？四時之吏，五行之佐，宣其氣矣。圣人不言而百姓親、萬邦寧者，何謂也？三公論道，六卿分職，張其教矣。是知君逸于上，臣勞于下，法乎天也。古之善相天下者，自咎、夔至房、魏，可數也，是不獨有其德，亦皆務于勤耳，況夙興夜寐，以事一人。卿大夫猶然，況宰相乎！朝廷自國初因舊制，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，示勤政也。至若北闕向曙，東方未明，相君啟行，煌煌火城；相君至止，噦噦鑾聲。金門未辟，玉漏猶滴，徹蓋下車，于焉以息。待漏之際，相君其有思乎？
其或兆民未安，思所泰之；四夷未附，思所來之。兵革未息，何以弭之；田疇多蕪，何以辟之。賢人在野，我將進之；佞臣立朝，我將斥之。六氣不和，災眚薦至，愿避位以禳之；五刑未措，欺詐日生，請修德以厘之。憂心忡忡，待旦而入，九門既啟，四聰甚邇。相君言焉，時君納焉。皇風于是乎清夷，蒼生以之而富庶。若然，總百官、食萬錢，非幸也，宜也。
其或私仇未復，思所逐之；舊恩未報，思所榮之。子女玉帛，何以致之；車馬器玩，何以取之。奸人附勢，我將陟之；直士抗言，我將黜之。三時告災，上有憂也，構巧詞以悅之；群吏弄法，君聞怨言，進諂容以媚之。私心慆慆，假寐而坐，九門既開，重瞳屢回。相君言焉，時君惑焉。政柄于是乎隳哉，帝位以之而危矣。若然，則下死獄、投遠方，非不幸也，亦宜也。
是知一國之政，萬人之命，懸于宰相，可不慎歟？復有無毀無譽，旅進旅退，竊位而茍祿，備員而全身者，亦無所取焉。
棘寺小吏王某為文，請志院壁，用規于執政者。
《待漏院記》是王禹偁為世人傳誦的政論性篇章之一。從題目類型上，這屬于“廳壁記”，實際卻是一篇充滿政治色彩的“宰相論”，以宰相待漏之時的不同思想狀態，將宰相分為賢相、奸相、庸相三個類型，褒貶之意非常鮮明，反映了他對現實政治的憂慮、批判與幻想。
文章開篇探究天道的運行規律、圣王的政治模式，以“四時之吏，五行之佐，宣其氣”、“三公論道，六卿分職，張其教”，對儒家理想中“垂拱而天下治”（《尚書·武成》）的治道原因進行解釋，借以導出宰臣勤于政務的重要性與必要性，從而自然轉到具有“示勤政”之意的待漏院，“勤政”則是文章的立意所在。
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時的整肅莊嚴場面，繼而以“待漏之際，相君其有思乎”這個設問作為過渡，圍繞待漏之時宰相們的所思所慮所追求，將這批人分為賢才、奸才和庸才三個類型，勾畫各自的面孔與靈魂。宰相總理全國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人事、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務，位高權重，能夠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，從而對整個國家造成影響，亦即“一國之政，萬人之命，懸于宰相”。而如何保證相權的正當實施呢？作者把它歸結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：“思”為公則賢，“思”為私則奸；賢者“憂心忡忡”于安黎民、撫四夷、息兵革、辟荒田、薦賢才、斥佞臣、禳災眚、措五刑，奸者“私心慆慆”于復私仇、報舊恩、斂財富、陟同黨、斥異己、巧言諂容取悅君王；賢者居高官食厚祿而無愧，奸者不保于自身。這兩種人在思想上針鋒相對，對權力與責任的理解和運用亦截然不同，他們也會最終得到相應的獎懲。作者用對比手法分別刻畫二者的內心世界、表現其對帝王乃至國家政事的不同影響，以及各自的結局，使得賢相與奸相勢同水火的狀態更為鮮明地呈現在讀者眼前。至于庸才，則只以寥寥幾筆為之勾勒臉譜，說他們既無過不必挨罵，又無功不受贊譽，成天隨大流，尸位素餐、濫竽充數、明哲保身而已。
王禹偁是北宋倡導詩文革新的第一人，主張行文要明白曉暢，自然平易。《待漏院記》不僅在結構上具有對稱美，語言成就更為突出：以四字句為基本句式，明快平易而瑯瑯上口；某些段落靈活押韻并自由換韻，充滿節奏美、韻律美；以“之”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，既整齊勻稱，又有紆徐之致。五十多年后，慶歷新政中失敗被貶的范仲淹寫下《岳陽樓記》，其中“先憂后樂”的警句固然與此文之中“夙興夜寐，以事一人”的精神息息相通，其構思、布局乃至句式，都可看到《待漏院記》的影子。